在全球化浪潮不断深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士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不仅是为了资产的多元化配置，更是为了实现个人与家庭的身份升级。近年来，一种新兴的移民路径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通过并购或设立海外企业，结合目标国家的投资移民政策，实现居留乃至入籍。其中，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引擎之一，凭借其稳定的政局、成熟的法律体系和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成为不少中国投资者实现“投资+移民”双重目标的重要选择。本文将以一位中国高净值人士成功并购德国一家中型机械制造企业并获得居留许可的真实案例为引子，深入剖析海外投资与移民政策之间的联动关系，梳理全球主要国家通过企业投资获取身份的政策路径，并最终提出“投资+身份规划”应双线并进、合法合规的核心结论。
主题引入：从并购德国小企业到获得居留权的现实路径
张先生是一位来自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主营高端五金制造，在国内拥有数家工厂和稳定的出口渠道。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市场的拓展，他逐渐意识到单一市场和单一身份所带来的局限性。2021年，张先生在一次欧洲考察中接触到一家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中型机械零部件制造企业。该企业技术成熟、客户稳定，但因家族继承问题陷入经营困境，正寻求并购方。
经过半年的尽职调查与谈判，张先生以约800万欧元的价格完成了对该企业的100%股权收购，并承诺保留原有员工、维持本地运营。更重要的是，他依据德国《居留法》（Aufenthaltsgesetz）第21条关于“自雇型居留”（Selbständiger）的规定，向当地外管局（Ausländerbehörde）提交了居留许可申请。德国移民局在评估其投资的真实性、企业的可持续盈利能力以及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后，于2022年批准了其为期三年的居留许可，并允许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随行。
这一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通过并购德国中小企业（Mittelstand）实现商业拓展与身份转换的双重目标。德国虽不提供传统意义上的“黄金签证”或“投资换护照”项目，但其基于经济贡献的居留审批机制，为真正有实力、有意愿深耕欧洲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了合法通道。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全球范围内“投资”与“移民”日益紧密的政策联动趋势。
主要观点一：海外投资与移民政策的深层联动关系
在传统观念中，移民往往被视为一种人口流动行为，而投资则是纯粹的经济活动。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高净值人群的资本流动不仅影响本国经济结构，更直接关系到就业、税收和技术创新。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投资作为吸引人才和资本的重要工具，通过移民政策的设计，引导外资流入关键产业或欠发达地区。
这种联动关系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投资成为获取居留权的“敲门砖”。例如，葡萄牙的“黄金签证”计划允许非欧盟公民通过购买房产、基金或创造就业岗位等方式获得居留许可；希腊则通过25万欧元购房政策吸引大量中国投资者。这些政策的核心逻辑是：外来资本能够刺激房地产市场、增加政府税收，并间接创造就业机会。
其次，投资的性质和方向直接影响移民审批的通过率。以德国为例，移民局在审核自雇居留申请时，会重点评估投资项目的“经济合理性”（wirtschaftliche Vernünftigkeit）和“利益平衡”（Interessenabwägung）。这意味着，单纯的资金注入并不足以获得批准，投资者必须证明其企业能够填补市场空白、创造就业或带来技术转移。例如，若投资者计划在柏林开设一家中餐馆，审批难度通常较高，因为该领域竞争激烈；而若计划在东部城市设立一家新能源研发公司，则更可能获得支持。
再次，投资与移民的联动还体现在政策的动态调整上。近年来，随着部分国家“黄金签证”项目暴露出洗钱、逃税等风险，欧盟委员会已多次呼吁成员国收紧相关政策。葡萄牙已于2023年终止房地产类黄金签证，西班牙也在考虑提高投资门槛。这表明，移民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形势、社会舆论和国际压力不断调整，其背后是对资本流动的精准调控。
此外，投资与移民的联动还催生了“身份资产化”的新趋势。对于高净值人士而言，第二身份不再仅仅是旅行便利的工具，更是一种风险对冲机制。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监管趋严的背景下，拥有一个稳定、中立且法治健全国家的居留权或护照，意味着在教育、医疗、资产配置和税务筹划方面拥有更多选择权。因此，投资移民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资产配置，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短期收益，更在于长期的自由与安全。
主要观点二：哪些国家允许通过投资设立企业申请居留或入籍？
全球范围内，已有数十个国家建立了通过投资设立企业获取居留或入籍的制度化通道。这些国家根据自身经济需求和移民政策定位，设定了不同的门槛和条件。以下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分析：
1. 德国：以“经济贡献”为核心的居留审批机制
德国不设最低投资金额要求，但强调投资的实际效益。根据《居留法》第21条，外国投资者可通过设立或收购企业申请自雇居留。审批标准包括：投资金额充足、商业计划可行、企业具备盈利前景、对德国经济有积极影响（如创造就业、引进技术）。通常，初始居留期限为1-3年，续签后满5年可申请永久居留，满8年可申请入籍（需通过语言和宪法考试）。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对“自雇”与“雇员”的界定较为严格。投资者需真正参与企业管理，不能仅作为 passive investor（被动投资者）。此外，企业必须独立运营，不能仅为申请人个人服务（如仅为其提供咨询收入）。
2. 美国：EB-5投资移民计划的演变与挑战
美国的EB-5投资移民项目允许外国投资者通过投资105万美元（或目标就业区80万美元）并创造至少10个全职就业岗位，获得条件性绿卡。该项目自1990年设立以来，吸引了大量中国投资者。然而，近年来因排期过长、项目欺诈频发等问题，EB-5面临严峻挑战。2022年《EB-5改革与诚信法案》实施后，加强了对区域中心的监管，并设立了预留签证类别（如乡村项目、高失业率地区项目），以提升项目透明度和效率。
尽管EB-5仍具吸引力，但其高门槛、长周期和政策不确定性，使得部分投资者转向其他目的地。
3. 加拿大：各省提名计划（PNP）中的企业家类别
加拿大虽无联邦层面的投资移民项目，但多个省份设有企业家移民计划。例如，安大略省企业家移民（OINP Entrepreneur Stream）要求申请人投资至少20万加元，在指定社区创办或购买企业，并积极参与日常管理。萨省则设有“创业移民”项目，要求投资至少30万加元，并满足打分制要求。这些项目通常要求申请人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和管理经验，且企业需在三年内达到规定的营业额和雇佣目标。
加拿大的优势在于社会福利完善、教育质量高，且对多元文化包容性强，因此深受华人投资者青睐。
4. 新加坡：全球投资者计划（GIP）的高门槛与高回报
新加坡的GIP项目要求申请人投资至少250万新元（约合180万美元）用于设立或扩大本地业务，或投资于全球商业投资者基金。该项目审批极为严格，注重申请人的商业背景、企业规模和行业影响力。成功获批者可获得永久居留权，并享受低税率、高效政府服务和优越的生活环境。
新加坡的优势在于其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与中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亲近性，使其成为亚太地区高净值人士的首选之一。
5. 土耳其与加勒比国家：投资入籍（CBI）的快速通道
与居留导向的国家不同，土耳其、圣基茨和尼维斯、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国提供“投资换护照”项目。例如，土耳其要求购买至少40万美元的房产，即可申请入籍；圣基茨则要求捐赠15万美元或投资20万美元房地产。这些项目审批速度快（通常3-6个月），无需居住要求，适合追求快速身份转换的投资者。
然而，此类项目也面临国际社会对其“出售护照”的批评，欧盟已多次警告相关国家可能对其公民实施签证限制。因此，投资者需权衡便利性与长期合规风险。
结论：投资+身份规划，需双线并进、合法合规
从张先生并购德国企业的案例可以看出，海外投资与身份规划已不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交织的战略组合。成功的投资移民不仅需要雄厚的资本实力，更需要对目标国家法律、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深刻理解。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双线并进、合法合规”的原则。
所谓“双线并进”，是指在进行海外投资决策时，必须同步考虑其对身份获取的影响。许多投资者往往先完成投资，再试图“补办”居留手续，结果因商业计划不充分、企业运营不规范而被拒。正确的做法是在投资前期就与移民律师、税务顾问和商业咨询机构合作，确保投资结构、企业注册、资金来源等环节均符合移民法规要求。
“合法合规”则是整个过程的底线。近年来，全球反洗钱（AML）和反避税（BEPS）监管日益严格，各国移民局对资金来源审查愈发严苛。投资者必须提供完整的资金链证明，避免使用不明来源的资金或通过复杂架构规避监管。否则，不仅移民申请可能被拒，还可能面临刑事调查和资产冻结。
此外，投资者还需警惕“移民中介”的过度承诺。市场上不乏声称“ guaranteed visa”（保证签证）的机构，实则利用信息不对称误导客户。真正的移民成功依赖于扎实的商业计划和持续的合规运营，而非一纸合同。
综上所述，通过并购或设立海外企业实现移民，是一条可行但复杂的路径。它要求投资者具备全球视野、专业支持和长期耐心。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资本流动日益受控的今天，唯有将投资与身份规划有机结合，坚持合法合规原则，才能真正实现财富与自由的双重保障。未来，随着更多国家优化其投资移民政策，这一领域将继续演化，为高净值人群提供更多元、更稳健的选择。
